現代社會究竟如何劃分“公”與“私”的界限？從“問題史”角度來看，“公”與“私”向來構成人類社會中相當核心的一組差異，無論在思想理論或行動實踐上都極富辯證意味，因此不少學者皆強調此一區分的“不確定性”或“局限性”（顧忠華，2000）。集體性( collectivity)指涉多數人或集體的，乃是“公”，只屬于個人的則是“私”。到了資本主義興起后，“公”通常指國家機關或是政治領域，“私”的范圍轉為以市場或經濟領域為主。近年有愈來愈多的西方學者重新檢視公／私這組概念的含義，原先那種僵化的劃分方式逐漸受到挑戰。透過學者們的重新詮釋，使得“公共”概念更接近了“社會”的范疇，而不再完全由“政府”所壟斷，此時意涵更為豐富的“公”領域，符合了“公共性”由政府向社會移動的趨勢，“原先只重視政府／市場二元關系的‘公私之辨’，也擴充為政府／市場／（市民）社會的三元模型”(顧忠華，2000)。
 
    漢娜·阿倫特認為，“公共”一詞首先意味著，在公共領域中展現的任何東西都可為我們，亦可為他人所見、所聞，具有可能最廣泛的公共性。其次，對我們所有人而言，不同于我們在其中擁有的個人空間，“公共”一詞表明了世界本身，它更多地與人造物品以及人類雙手的創造相連，與共同生活在這個人造世界中的人類的事務相連。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，在本質上意味著一個物質世界處于共同擁有它的人群之中。作為一個共有的世界，公共領域可以說把我們聚在一起，又防止我們彼此競爭。
 
    當代社會政治學術界有關“公共性”的論爭實際上是政府所主張的“自上而下”的公共性與公眾所主張的“自上而下”的公共性之爭，二者并非完全對抗，但它們提供觀察問題的視角不同。政府（國家）公共性表現在，政府通過行政權力方式來決定公共事業的內容與安排，公共事業所要實現的社會服務被納入政府的權力系統，服從權力的安排。公眾公共性是公眾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與要求的綜合。它往往通過公眾集團的“輿論”和各種“社會運動”來表達。它強調公眾作為利害關系的主體，要求社會發展與人類存在同步，代表著人類對自我權利的自覺意識。但它是建立在個體的基礎上，它的成熟有賴于個體素質的提高和把個體意識轉化為集體意識。
 
    由此，我們形成對“公共性”的完整理解：①就公共性的范圍來說具有社會大眾的普遍性；②就公共性的屬性來說具有公有性、共享性和共同性；③就公共性指向來說具有公益性，利益分配的公平性；④就公共性的實現手段，必須依靠一定國家權力的干預性。
 
    這四個方面構成我們的“公共性”的概念解釋，這就可能將政府（國家）公共性與公眾（社會）公共性進行統合，消弭二者對立面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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